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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国劳工警示录之十四
来源:海峡之声网  2015年03月10日 20:38    【字体:    】  【 关闭 】
 
 

  海峡之声网专稿(记者景艳 特约记者代旗、刘翔、石炜)从1995年开始,中国民间组织发起的对日索赔诉讼至今已持续整整二十年了,当年的战争受害者、当事人一位位逝去,但是,历史还没能给予他们公正的回复。再度撕开掩盖这些伤口的纱布,不仅仅是为了医治表面的创伤,还有一个民族、一场战争留在人们心底里的痛苦。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和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康健女士都曾直接参与过民间对日索赔,如今仍然致力于此,不懈努力,回顾多年的风雨历程,他们认为国人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

  一、要倡导捍卫民族尊严、民族气节。童增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出将政府战争赔偿和民间赔偿分开来的人,从1990年写万言尽书到现在一直奔走在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之路上,有人称之为“民间索赔第一人”。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想追讨战争历史的责任,首先就应该重视历史、揭露历史、正视历史、厘清历史。 “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们连一个权益伸张都不应该有吗?”童增先生认为对日索赔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尊严的捍卫。“作为后人,如果父亲被人一刀砍死了,没事,女儿被日本人强奸了,没事,那还谈得上什么个人尊严、民族尊严?要拿起法律武器向它讨公道,要让侵略者付出他们应当承担的代价。我们今天向日索赔,不管遇到什么坎坷,但我们的后人会知道我们的先辈在为这些死去的人抗争,不仅是为中华民族,而且是为全人类,为整个的世界和平,为防止战争犯罪来抗争。我们现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举行国家公祭,包括升国旗都是在打造一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尊严,我们中华民族不应该再被任何人宰割。”

  康健律师强调国人也应该经由历史来检讨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国人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有一个团结的意识。战争时期,日本也有反战的,但他不出卖自己国家,不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从日本全体国民来看,当时反战是少数,多数人是不反战甚至是支持的。可是,我们中国抵抗的人最初是少数,多数人随大流,听天由命,汉奸、伪军加起来人数也不少。那就是我们要反思的,为什么你不仅不抵抗,不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帮助外来的侵略者来里通外国,干这种缺德的事?”

  
  二、应遵循尊重历史,摒弃那些因为政治因素而有意抹煞历史的做法。童增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最初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这篇万言书之前,根本不了解南京大屠杀,不了解日本侵华的具体史实,为什么?因为那时正是倡导中日友好的大局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媒体都有意淡化这段历史,而大多数的战争受害者都是一介平民,在当时的大氛围之下,也不得不压抑着自己内心的痛苦。而在这种情境之下,作为加害国的日本自然更加回避与抹煞这段历史了,于是逐渐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做法。而事实是,“我们做这些事促进了中日友好,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中日关系就会往前推一步。而国内来讲,对国内的稳定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让中华民族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能够有序地通过法律的武器,通过合法的渠道把它抒发化解掉了。对日民间索赔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是一个民族在伸张正义,而不是这些老人要索赔要谢罪,是中华民族在伸张权益。它代表了四万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几千万同胞,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二十多年。”

  三、国人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调查研究应该更细致。从1995年介入慰安妇起诉调查工作以来,康健律师在对日民间索赔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为了让那些二战受害者的苦难和屈辱能够得到伸张,她时常奔走于中国的乡村草野,因为她所代理的中国劳工、慰安妇大都是来自最底层的人民,怀揣着一颗同情之心,她始终执着于此,其中的辛酸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她更多地从实际操作面来谈论国人应有的反思:“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大而化之地谈论历史事实,没有对受害的事实和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非常详细的细化,比如大屠杀,死多少?慰安妇、劳工的数量具体是多少?姓谁名谁。不能大而化之,强调一个大的空的事实,我们历史学者的研究要细化。比如我们调查取证,对外交流的时候,要用书面的文字。说吃不饱,你得问清楚,饭量是多大呀,他就用手捧一捧大概是多大,可是在日本诉讼,他是要求你说多少克,日本很较真的。这是什么面的?捂了霉的棒子面,我们这么写上去了,日本律师看不懂,翻译也看不懂,还得括号是玉米面。还有手捧,要注明大约五十克,日本律师得换算成热量。还有汉奸二狗子黑箍白箍,但是,我们必须是原话,然后用括号注明伪警察,还有皇协军这些词,都得注。日本的法官每次开庭的时候确定一个主题,限定时间,这跟中国不一样,必须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多一会他就休庭。还有我们每个受害者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也要有这个主张权力的畅通渠道,体系要健全,不要喊空口号,没有用的。”

  四、加强自我救助意识,尽国家力量照顾战争受害者。针对目前对日民间索赔呈现当事人逐渐凋零的现象, 童先生表示,国家民政部门及社会机构应当对战争受害者,包括老兵给予更多的关爱,在生活上给他们一些保证。“因为他们年龄都很大了,很多也没有后代”应该从全社会范围进行关照。他同时强调,仅仅让战争受害者去承担追讨责任是不公平的,政府也应当采取合适的方式对个人民间诉讼予以支持,替他们撑腰,为他们作主。包括让法律跟其他国家接轨。康健律师则强调了国民的自我救助意识:“那些亿万富翁们能不能静下心来做一些为自己国民挺脊梁的事?”

(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康健女士 )

  纵观二十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最终多以败诉而告终,日本政府始终不愿意承担加害责任,今天中国民间仍在坚持诉讼请求权的意义何在呢?

  童增先生认为它的效应不在一时:“日本战后以来否定战争责任几乎成为政府、法院、民间的主流,很多日本人已经不了解自己先辈曾经做过的事了,日本公权力也矢口否认加害事实,现在,随着对日诉讼的推进和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的法庭也公开承认了这些事实。判决是一种法律形式,和解协议也是一种形式,只要是它得到一些解决,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人们也可以在和解中汲取一些教训,再继续斗争,这是一个未竞的事业,主要是让历史遗留的问题得到圆满合理解决。”

  康健律师补充道:“要和解,我们并不反对,但和解要看怎么和解。在承认事实,谢罪基础上给中国劳工赔偿代表承担责任,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不对事实进行表述,也没有表示谢罪,甚至以欺瞒的方式扔点小钱就算完这是不合适的。我们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就要点小钱就完了,承认事实和谢罪是最主要的,赔偿太低也代表不了诚意。这么重大的人权侵害,作为律师,代理人,我们知道幸存者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是为钱来做的,我接触的每一个幸存者都不是的。他说,多少钱我能买来我的命,我们死了那么多难友?有的幸存者家属考虑的和幸存者一样,有的就有不一样的。我们律师不作评价。但是我们的坚持是为了那些代理人,因为他们是继承者,委托我们的是幸存者,他们的目标跟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遗愿去努力,不去考虑其他的问题。”

  康健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一直希望能够以集体诉讼的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设立日本强制劳动赔偿基金,但是,从目前日本社会还没有达成对侵略历史的正确反省、右倾化加剧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目标的达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不管这些民间对日诉讼案件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起诉本身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揭露和控诉,就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种回击和批判。我想,只有当日本政府认识到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日本就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时候,只有日本的企业意识到不对战争受害人群作出赔偿就无法更好地经营企业的时候,正义的力量才会真正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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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风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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