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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农耕文明与赣地客家农耕文明
来源:海峡之声  2012年09月07日 10:12    【字体:    】  【 关闭 】
 
 
  河洛文化的原创形态特别鲜明,其蕴涵亦特别宏博与深厚,在其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对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莫过于由“客家民系”而派生的“客家文化”。而在客家文化中,又以客家农耕文明的影响最为深刻,最为直接和最为久远。
  河洛农耕文明源流概略
  炎帝是上古传说中的英雄,因创始农耕,教民种植,被尊为神农。炎帝神农氏大约生活在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即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管子》载:“神农作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岛人乃知食谷。” “淇山”,即今河南辉县西北,该地属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是古代农业的发源地。在中原地区有关炎帝神农氏农耕的动人传说极多,“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以至于为氏族民众操劳过度,“神农憔悴”,“圣人忧劳百姓甚矣”。正是炎帝神农氏这种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促使中华民族由游动的采猎时代,开始进入了稳居的农牧时代,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此可证,河洛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即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也是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考古发现亦得到证明,从裴李岗、仰韶、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察中,我们看到农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其突出的地位。黄河流域的先民早就是以谷米、高粱和稻米为食,并发展起稳定的驯养家畜、植麻养蚕和家庭手工业。农业生产工具由早期制作的粗糙,到晚期制作的精细,种类繁多,日趋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农业考古工作中,人们多把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定为传统的粟作农业区,稻作农业一般被排斥于这个区域。而三门峡南交口中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表明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河洛地区是很适宜喜温湿的水稻生长的。这就为后来的北民南移,把各项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给江南,并由客家农耕文明直接继承奠定了基础。
  中国农本思想产生于周。此前,便有上古时期“尧谨授时,禹勤沟洫,稷播嘉种”的传说,它揭示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关心农业的一种美德。中原民众在向南方大规模迁徙的过程中,一个最了不起的功绩,就是带来了中原华夏民族农耕文明的先进生产技术。
  赣鄱农耕文明的本土孕育
  1993年和1995年,由北京大学、江西考古研究所、美国安德沃考古研究基金会联合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两次对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取样与发掘。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检测,在这里发现了12000年前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和9000年前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表明早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临近鄱阳湖区域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便已经有了稻作农业的发展形式。它分布在沼泽或平原与低矮丘陵的交接地带,这里不仅有多种生态系统的食物资源,而且是普通野生稻生长之地,为水稻的培植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一事实说明,从原始社会石器时代,到文明社会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鄱阳湖地区已经是农耕文明开发区,居民聚落较多,原始种植业已越过萌芽阶段,商周时期的制陶和铜开采冶铸业达到很高水平。
  北民南移与客家民系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北民南移导源于西晋的“永嘉之乱”。据罗香林《广东民族概论》所述,今之广东汉民族由广府族、福老族、客家族和越族四支组成,除越族为南方土著外,其它三支皆由中原汉人举族南下而成。“就中洞庭一路,即为广府族所取的南徙大道。……鄱阳湖一路,则为客家族向南迁徙的路线,大约永嘉乱后,司、兖、豫三州流人,多数徙入江南。此等江南民族,其后逐渐向今日江西的东北和福建的西北南迁。……福老族,人数与客家相仿,他们的第一老家,当在长江以北,第二老家,则为福建。”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客家族的南迁路线经鄱阳湖南下;二是西晋“永嘉之乱”时期,客家族渡过长江,进入鄱阳湖后,在江西九江、湖口一带即滞留住前行的匆匆脚步,对赣北人口的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到了唐代,北民南移已形成规模,尤其是天宝十四年(755)肇始的“安史之乱”最为明显,而且多以家族为单位举行大规模迁徙。
  北民南移不仅为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劳动人手,而且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例如江西一带在此时即开始了普遍的修筑陂塘,改造滩涂农事活动。同时兴建不少圩田,圩田又称“围田”,即农人在低洼的地区四周筑起坚固的圩岸,把河水或湖水隔开。圩内有河渠,多余的水通过水渠排泄出去。圩岸上有闸门,旱天引水灌田,雨天闭闸防涝。从而促使良田千顷与种植水稻的景象十分盛行,并带动了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茶、桔、桑、麻等经营开发有了大的发展,有些土地紧缺的地区,甚至城郊边际的土地也被利用垦殖。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的转移,江西自中唐以后作为重要的产粮区处在这一发展的前列。
  如果说,唐代的江西,北民南移还未形成汹涌澎湃之势,有不少地区还是“棘茅荒壤”没有被开垦的话,那么,到了宋代的江西,北民南移高潮迭起,波澜壮阔,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客家民系”业以形成。
  四、客家农耕文明的成熟与辉煌
  江西进入两宋,随着客家民系形成,客家文化便以此为契机,在江西广袤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首先,赣境耕地至宋代已得到全面开发。江西是我国江南丘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遍布于省境周围的边缘山地,构成省际的天然界线和分水岭,而位于边缘山地内侧的广大地区,低山、丘陵、岗阜交错其中,著名的吉泰、赣州、信丰、兴国、瑞金、南丰和弋阳等诸多盆地即座落于此。当位于省境北部的鄱阳湖平原早在晋代以前便已有相当规模开发的时候,而这里似乎还处在荆棘载途,荒疏于野之中。随着北民举族不断向赣地中南部的迁徙,宋代江西耕地的开发,不仅已遍及全省,而且还渗透到偏远山区了。
  其次,北方种植的小麦此时也已在江西广泛种植。南宋孝宗淳七年(1180),陆游曾在江西抚州一带小住,写下不少诗篇,收集在《剑南诗稿》卷十二中,《游疏山》云:“试茶手挹香溪水,江西山水增怪奇。”奇在什么地方,奇就奇在赣地农事之盛,《金溪道中》云:“驾犁双犊健,煮茧一村香。”这里已用双牛深耕。又《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云:“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紫黄鹂鸣。村虚卖茶已成市,林薄打麦惟闻声。”值得注意的是“林薄打麦惟闻声”这句诗,它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北方种植的小麦,在南宋初期已移植到了江西。这种江西广泛种植小麦的现象,与北民南移无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第三,稻作注重深耕且产品丰富,并出现带总结性的理论书籍。稻作深耕典型的一例,就是理学家陆九渊的一段话:“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独不然乎?”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治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必要性,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但在其对农事深耕过程的详细描述中,深刻而真切地反映了宋代江西农耕文明的进步与发达。重要的是,在水稻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水稻品种专志著作,这就是曾安止的《禾谱》。
  第四,先进农具广泛使用并进入科学总结的阶段。曾安止《禾谱》问世,影响深远,对赣地客家农耕文明无疑作出杰出贡献。此间,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苏轼贬谪岭南,途经吉州泰和,得见《禾谱》,高兴之余,写了一篇《秧马歌》附于《禾谱》之末,其序云:“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至南宋,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以“追求东坡作歌之意”,撰写《农器谱》三卷,后又作《农器续谱》二卷。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农事用具的各个层面,分为:耕作的犁具,除草的锄具,翻土的铲具,收割的镰具,装稻的车具,遮日挡雨的衣具,盛粮的筐具,粮食加工的舂具,烧饭的炊具,计粮的量具,储粮的仓廪等十大农器分类。它们既各司其职,具有独立性;又连环相扣,相互依存,形成庞大的农耕器具体系,实已具备近代先进农业文明的诸多特征。此时的客家农耕文明业已完全成熟,并开始发挥其巨大潜能和作用并走向灿烂与辉煌。 (作者:龚国光) 海峡之声记者庄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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