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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
来源:海峡之声  2012年09月07日 10:13    【字体:    】  【 关闭 】
 
 
  所谓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笔者认为河洛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河洛文化就是指古代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种地域文化。广义的河洛文化还应包括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和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部地区的文化,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夏朝以后)。
  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河洛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一直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历史,影响了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河洛文化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专家们将其总结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传承性、厚重性以及广泛的传播性。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众多区域性文化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河洛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史前文化的共识是文化起源“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是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出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夏朝,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在三代之前,这里是黄帝、炎帝活动的主要地区。诞生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它从夏朝开始作为一种主体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王朝在这里定都600余年,形成了最早的统一王朝,进而形成了夏文化;商王朝在这里定都500余年,在吸收继承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繁荣的商文化;周王朝在这里定都800余年,孔子曾说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继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周文化。夏、商、周三代在这里建都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河洛地区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故河洛地区又称为“天下之中”、“中原”、,以至我们的国家称为“中国”。而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又称为“华夏”,而且黄河文明处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总之,“中原”、“中国”、“华夏”之名,皆与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文化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秦、西汉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转向关中地区,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咸阳、长安皆在黄河的上游地区。但是秦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河洛文化的基因依旧存在;西汉政权是有楚人建立的,其楚文化的主导性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楚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由于西汉的长时间统一安定,其文化的形成又具有独特的融合性,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燕文化、三晋文化、蜀文化等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大统一、大融合—西汉文化。当然,河洛文化仍然是他们的基础与核心,处在不可取代的中心地位。东汉定都洛阳,由于河洛地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无可取代的中心地位,深受河洛文化、楚文化和西汉文化的影响,又是东汉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进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东汉文化。秦汉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之后曹魏、西晋相继以洛阳为国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朝虽然建都长安,但是由于隋大运河的开通,使河洛地区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唐朝以洛阳为东都。唐高宗与武则天皆居在洛阳,改东都为神都。这个时期是洛阳最繁荣的时期。自东汉至唐朝,洛阳基本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文化成为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文化高峰。唐朝以后,封建王朝的都城又向东移至开封。梁、晋、汉、周、北宋皆在开封建都,这个时期的河洛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形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第三个高峰—北宋文化。所有这些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都是封建国家的正统文化,是封建王朝的主体文化,而不是地域文化。当然其地域性仍然是存在的。
  二、河洛文化的迁移
  河洛文化的大规模迁移在历史上有三次:
  1、第一次发生在西周初年到秦灭东周。西周末年,幽王之乱后,平王东迁,河洛文化作为国家文化主体的地位开始下降,但是作为国家文化主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河洛文化开始下移,其实这种趋势从西周就已经出现,姜尚受封齐国,西周文化与东夷前齐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姜齐文化(以齐地文化为主,融合了夏文化、商文化和西周文化);周公受封鲁国,西周文化与东夷前鲁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鲁文化(以西周文化为主,融合了夏文化、商文化和东夷前鲁地文化);同样西周文化与前燕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燕文化,西周文化与三晋地区的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三晋文化。春秋开始后的河洛文化南迁,与古老的长江流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粲然的楚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先秦文化的最高峰—时间长、范围广、内容丰富。
  2、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这一次是河洛文化南移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战乱不断,政治、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文化也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东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长江流域,形成出现了三国时的吴文化、东晋文化、南朝文化和前客家文化。而这个时候,北方却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虽然出现过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是不能改变大动荡局面,原有的河洛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作为地域文化的河洛文化依旧顽强存在,直到北周统一北方才有所改观。
  3、第三次发生在唐朝末年到南宋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唐末到北宋结束,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而政治中心仍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政治附庸的社会主体文化—河洛文化仍然主导了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江南的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江南经济文化开始赶超北方。到了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转移到了江南,而作为一个王朝主体文化的河洛文化也随之南移,并迅速接纳了江南文化,成为主导南宋王朝的主体文化,这时它已经与北宋时的河洛文化有了本质的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说:河洛文化衰弱了,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个王朝的主体文化的地位下降了,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它仍然顽强的根植于它的土壤之中,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着。
  三、河洛文化南迁的影响
  1、河洛文化的第一次南迁,是伴随楚人的开拓而完成的。楚人的先民生息在中原,与夏、商、周族都有密切的关系。楚国君臣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方针,对于其它民族的文化,楚人都乐于择善而从。西周文化被楚人带到了长江流域,楚人的文字就是西周的文字,北方的典籍,楚国几乎应有尽有。楚王孙围称述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国语?楚语下》)而且楚国的史官也掌握不少前代的文籍与训典,公元前516年,即楚平王53年“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即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庶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将西周的典籍带到楚,从而大大丰富了楚国的藏书,为楚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楚人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楚文化,不仅吸收了周边的文化如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也影响了周边的文化如中原文化以及后来的西汉文化。这实际上是河洛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再发展,同时又成为西汉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说明河洛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
  2、河洛文化的第二次南迁,发生在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董卓之乱后,中原的一些汉人开始南迁,三国时的吴政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南北统治层相妥协的产物。西晋“八王之乱”时,大家望族纷纷南迁。东晋南迁以后,北方政权林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中原战乱不断,大批的人举家南迁,东晋南朝实行侨置州县,后又实行“土断”,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客家人”。河洛文化再次南下江南,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在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前“客家文化”。
  3、河洛文化的第三次南迁,是在北宋灭亡之后。北宋灭亡,南宋南迁,河洛地区成为南宋、西夏和金三个政权交界之处,战争频繁发生,经济受到破坏,文化遭到摧残。作为北宋主体文化的河洛文化伴随政治中心的南移而南迁,而作为地域文化它却顽强的在河洛地区生存着。这一次的南迁带动了又一次移民潮,中原地区的人民迁到了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部分居民(主要是“客家人”)进一步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同时将江南文化和河洛文化进一步融合,迁移,进而形成了“客家文化”,后还延伸影响了闽台文化,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伴随南宋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这个时候的主体文化已不再是河洛文化,但是其主体基因依然存在。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薛瑞泽、许智银两位先生的专着《河洛文化研究》就认为,北宋以后河洛文化的衰落只是与以前汉唐盛世相比而言的,这一时期河洛文化仍然处在缓慢的发展时期,这一缓慢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处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我这种认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客观、科学的。
  河洛文化逐渐开始丧失在国家中的主体文化地位,沦为非主流文化。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事,一部分河洛人为追求较稳定的生活环境向福建、台湾一带迁徙,使得河洛文化发生迁徙、传播;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地处华夏核心地带的平原区域,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又有被外来文化吞并融合的可能,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南方越、畲、俚等族的北迁,加上连年战乱的影响,河洛文化最终丧失了其独领风骚的地位。第三是河洛文化的主体地位取决于国家政治的中心位置,具有极强的政治依附性,国家政治的中心位置一旦丧失,其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必然会丧失。
  从现在河洛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河洛在地域、文化发展、战略地位等方面表现出显着的中心性特点,随着人口大迁移的发生,这里不仅成为文化向外传播区,而且也是多元文化交汇区。一方面,河洛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与其它地方性文化交融,结成渊源关系,比如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等不仅呈现出特定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与河洛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河洛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区,无论是夏商周,还是汉魏隋唐时期,这一地区已有大量非中原人口融入,可以说周边众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推动了河洛文化的发展。这一点在汉魏、隋唐时期表现得尤为显着。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河洛文化不仅向外部传播,影响了其它地区的文化发展,而且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也可称为“海纳百川”的历史过程。考察先秦河洛文化文献,夏人本为西戎,商人出自东夷,周人至少曾混迹于戎狄之间,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产物,说明“河洛虽是华夏龙兴之地,但是它的文化不是华夏独自创造的,蛮、夷、戎、狄亦与有功焉”。这进一步说明,汉民族“滚雪球”式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河洛文化除了在当代中国境内传播外,还在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区得以传播。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原来的民族、文化,不是被征服了,就是中断或消失了,只有中国文明,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连绵不绝,流传至今。这是世界文明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在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时,我们自然会注意到自古以来洛阳为“天下之中”这一观念。这种“以洛阳为中心”的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实质还是河洛文化的主体性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 (作者:王同海、郭福亮) 海峡之声记者庄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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