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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是河洛话与畲语互动的产物
来源:海峡之声  2012年09月07日 10:13    【字体:    】  【 关闭 】
 
 
  客家,之所以称为客家,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很接近。“很接近”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有的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也有的认为,客家说的是畲族话。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很接近”,是河洛话与畲语互动的结果。
  一
  客家,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客家文化的主要要素,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外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双方都讲一样的客家话。
  畲族,中国东南沿海之主要少数民族。畲民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以“大分散、小聚居”形式分布在闽、浙、赣、粤、皖、贵、湘等省山区、半山区,主要聚居在闽东和浙南。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目前,99%畲民使用的语言(畲语)与客家方言有许多相同之处,也就是说“很接近”。
  畲语中,与闽、粤、赣大多数客话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落水(下雨)、泥(泥土)、冷水(凉水)、担竿(扁担)、田塍(田埂)、老鸦(乌鸦)、禾(稻子)、衫(衣服)、牛牯(公牛)、镬(铁锅)、阿鹊(喜鹊)、敫(哭)、撩(玩耍)、行(走)、淋(浇)、灸火(烤火)、着(穿)、分你钱(给你钱)、分人打(给人打)、几久(多久)、几多(多少)。与闽、粤、赣部分地方客话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日头(太阳)、今哺(今天)、绳(绳子)、沸水(开水)、糜(稀饭)、石牯(石头)、头毛(头发)、肚屎(肚子)、亲情(亲戚)、太(看)、洗浴(洗澡)、侉人(我们)、你人(你们)等。
  福建罗源畲语100个常用词语中,客家语词占13个。福安甘棠畲语有19个声母:p、ph、m、w、ss、s、ts、t、th、n、l、sj、j、tj、k、kh、ng、h。59个韵母:I、e、a、o、u、oe、y、ia、iu、ua、ai、oi、ui、uai、au、ou、iau、im、em、am、in、en、an、on、un、oen、yn、uan、ing、ong、ang、ung、oeng、yng、iang、iong、uang、ip、ep、ap、iap、it、et、at、ot、ut、yt、uat、I?、e?、a?、o?、u?、oe?、Y?、Ia?、Io?。声调有6个:中平(33)、低平(22)、高升(35)、低降(31)、高降(53)低降(21)。即声母、韵母、语调同客家方言有许多相同之处。
  畲语词汇中有不少词和客家话相同,如:
  甘棠梅县甘棠梅县
  lo?6sjy3lok6sui3kiu1kiu4
  下雨落水落水哭叫叫
  ssiam1sam1?am1pu1thiu2am4pu1then1
  衣服衫衫晚上暗哺头暗哺头
  pau1ssy?5pau1siuk5hang2hang2
  玉米包粟包粟走行行?a4ssia?5a1siak5?oi4oi4
  喜鹊阿鹊阿鹊要、喜爱爱爱
  畲语表示亲属称谓的词语和客家话一样,习惯于在前面加词头?a1“阿”;表示动物性别的词一般在后面加ku3“牯”、ma4“么”。如:母亲?a1ngia3,父亲?a1tia1,姐姐?a1tsi3,姑姑?a1ku1,公羊jiong2ku3,母羊jiong2ma4。
  畲语与客家方言“很接近”,其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有的认为,畲族说的是客家话: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畲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区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同汉族长期共同生活和劳动,使用了汉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民族的迁徙,脱离了原来的方言地区,在后来定居的地区又学会了当地汉语方言,并用它同当地的汉族交际,原来使用的的汉语就成了本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工具。由于这种历史和使用的特点,常常使一种方言发生变化而具有明显的独特特点。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正是这种情况。进而加以引伸,认为畲族没有语言,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也有的认为:客家说的是畲族话。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是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一种观点。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带有片面的,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很接近”,是河洛话与畲语互动的结果
  二
  畲族一开始说的就是客家话,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语言是种社会现象,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其发展和其它事物一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民族语言是在氏族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粤北一带就有人类活动。学术界认为,这些人类是畲族的先民。《云霄厅志》中载有云霄镇五通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盘、蓝、雷氏系唐代陈玉玲(即陈政)所征蛮獠的主要对象,明确指出庙柱为蛮獠所舍。则建庙必在征服蛮獠之前,先于陈元光开屯之前。由此可知,早于唐代之前就有盘、蓝、雷诸姓。《资治通鉴》和《云霄厅志》等有关资料记载,唐初在闽、粤、赣交界之地,畲族先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太平寰宇记》谓梅州宋时的民族是,“主为畲瑶,客为汉族”。由于唐王朝在畲区推行封建统治,畲民奋起反抗,“唐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唐王朝为了“靖边方”,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三千六百,“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北方”,镇压畲汉人民的起义,然而,就是这么一支强大的皇家军队,尚“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王朝又“命政兄敏暨兄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仪凤二年(677),苗自成、雷万兴率领起义军进攻潮阳,“陷之,守帅不能制”。畲族人民同陈政子孙三代进行顽强斗争,反抗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昭宗干宁元年(894),爆发起声势浩大的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的畲族武装反抗斗争。从唐朝畲族人民反抗斗争不停,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大,表明畲族人民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广大地域经过较长时间的生息和发展,人口甚众。因为在武装斗争遭到镇压之后,还有二万围汀州,那么作为起义军后盾的畲族人民人数就更多了。
  “客家”一词,在客家语与汉语广东方言中均读作“哈嘎”(Hakka),“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最初是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区别的称谓,后相沿成为自称。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汉语韵学》中认为,“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作客他乡,并以之为家者,即谓客家。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南迁的汉族。根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汉族分五次南迁,在唐末到北宋,汉人才抵达闽、赣、粤交界的山区。
  先入为主,后至为客。畲先客后,在许多地方志中有记载。明嘉靖黄佐着《广东通志》卷68《杂蛮》中述:“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乃至惠州、海丰、从化、中山等地,皆有“畲蛮”。乾隆《嘉应州志》述:“客地的土著民族主要有畲、瑶、蛋等。”《五华县志》、《兴宁县志》、《平远县志》记载,当时畲民众多。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了。那么,在客家人的先民没有到闽、粤、赣交界山区,早在此生息数千年,人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畲民,用什么来交流思想呢?不可能用客家方言来交际,因为此时汉人没有进入此地,或者是很少汉人进入这个地区。客家先民刚迁入,不可能立即形成客家语言。客家未形成,哪来的客家方言?!畲族人民肯定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没有自己的语言,人种学不知道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说像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这种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目前畲族人民内部使用的畲语中找到其痕迹,根据“痕迹”来确定当时的面貌。始修于明弘治的《潮州府志》中,记载了当地畲族词汇仅两条:“火”叫“桃花溜溜”;“饭”是“拐火农”。李唐撰《丰顺县志》述:畲民“其土操土音,俗称为蛇罗语,极难异,今能操此语亦少。”可见,当时的畲语是存在的,也不同于如今的畲语,根据学术界的意见,称之为“古畲语”。如今,罗源的游文良同志已基本上根据“古畲语”大致勾画出当时畲语的基本轮廓。
  畲族先民放弃了原有语言,用客家语言取代古畲语,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是不符合逻辑。大量南下的汉族进入闽、粤、赣交界畲族山区,是在北宋,此后才形成了客家。期间畲汉同在这一地区生活了四五百年时间,然后畲族才大批迁出此地。如今,畲族迁出此地,已有1000多年时间了,而且是迁进生产力更发达的汉族地区,受到更为强大的汉语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曾数次进行强行的语言同化,但直到如今,畲民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从广东的潮州到安徽的南部,畲民的语言都相通,保留共同的语言。难道畲族语言经1000多年都不变,而在四五百年中就完全丧失悼?!这是不合乎逻辑的。
  其二是不符合事实。自唐王朝镇压畲民开始,畲民就向东北部山区迁徙。《闽东畲族志》记载:“唐干符三年(876),蓝应潮从侯官县迁入古田县水竹洋,成为古田富达畲族蓝姓始祖。”且蓝应潮在侯官县拥有相当的土地。“景福元年(892),畲族盘、蓝、雷、钟四姓360余口,跟王审知担任向导从海道来闽,在连江马鼻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等处,再由罗源迁居闽东的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等地。”《浙江省少数民族志》载:“唐永泰二年(766),雷进裕一家5口由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迁入浙江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今属景宁畲族自治县澄照乡),后居叶山头村。”这些记载表明,畲民在唐之前已迁出闽、粤、赣交界地,唐初就由福州迁到闽东、浙南等地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难道他们到闽东、浙南之后,还要千里迢迢地回到粤北学习客家话不成。回去学习语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地相距数千里,不要说当时交通不便,难以实现,就是如今交通极其方便的条件下,浙南的畲民也没有人回过三省交界之地。
  其三是方法不科学。建国初进行民族识别时,民族识别工作组的人员多次深入闽、浙、赣、粤四省山区畲民中进行语言调查,认定“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而如今,认为“畲族没有自己语言或者放弃了自己语言”的学者,不懂得畲语。调查地点在交通方便的畲汉杂居畲村,发音对象多数是干部、教师等,内容是根据自己设计好的语言请他们发音。不是问古代的词语,而问“人民公社好”一类现代词。总是在畲语中找客家话,把相同的词全都归到客家话中;没有从客话中找畲族词语。
  于是,有的人就认为,不是畲族说客家话,而是客家人说的是畲族话。因为,客家之所以为客家,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那里来的呢?同畲族语言“很接近”,是学了畲族的语言。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为什么中原的汉族人到了闽、粤、赣交界的畲族地区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而迁徙到别的地方却没有形成这种方言?即为何同是宋元时的中原移民到赣地成赣人,到闽地成闽人,经广东省南雄珠玑巷的古梅关的数百万人到粤地则成了广府人。也难以解释许多原来自客地的移民到了闽地,成为闽人,唯独到畲族地区的才形成客家这样的事实。如果说,中原的汉族来畲区之前,沿途地区的语言就是一种同如今客家方言相近的语言,那么,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沿途就没有这种语言,那么,客家话的形成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接受了畲族语言,至少是互动的结果。
  三
  客家先民与畲族人民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共同生活四五百年,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有矛盾、有斗争,但更多的是在同自然、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共同合作,产生文化上互动、共生,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共生也包括语言上的互动、共生。
  此时,畲族先民操的母语是古畲语,客家先民操的语言应是中原古汉语——河洛雅音及沿途吸取各地方言所形成的次古汉语。在这一阶段中,并非是畲族先民放弃了畲语,改用客家语,而是畲客先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古畲语吸收了客家人先民带来的次古汉语,客家先民带来的古汉语吸收了当地古畲语。1992年,李默、张溥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的客家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一文,列举大量客家与畲族关系的事实,认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特定条件下,中原汉文化在与当地百越土著文化的排斥和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1994年,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专着问世,认为,宋元时期,畲族人数不在少数(谢重光教授计算“四省总计210万左右”),反抗被镇压之后,被迫向汉族靠拢,一部分为客家,这就是畲族人认同汉族,属于汉族一个支,但在语言与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有相当大差异之故。其结论是:“客家共同体由越族遗民中的一支(畲族)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成。”1994年6月,蒋炳钊在台湾举办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讨会上,宣谈《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指出:“客家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入迁的汉人与当地畲族融合的过程”,“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语言方面,1981年,詹伯慧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指出:“客家方言与畲族语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用。”1985年,陈宏文在《客家方言前途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客家人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收了一些畲族同胞的实用词汇。”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客家及语言的形成、发展是在与畲族的语言互动中形成发展的,自然谈不上畲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改用客家方言的问题。游支良同志翻阅了多年积累的客家话材料发现:江西大余的“天亮”叫“天豁[tie-33ho33]”,广东河源的“曾祖父”叫“公白[kon33pak2]”,“曾祖母”叫“阿白[a33pak2]”,“拔秧”的“拔”叫“瞒[man33]”,“看”叫“睇[tie33]”等跟福安畲语、浙江畲语义同音近。若说这些词是畲语吸收客家词,不如说是客语吸收畲族语词,因为,福安畲语所属各地畲话都有这些词,即99%畲民用这些词,且义同、音同,而客家话只有个别地方这些词的音、义与畲语相同或相近。
  这种语言的互动,开始应是畲语影响汉语。因为,中原汉人迁入这个地区是在漳、汀设治后,但开始迁入的汉人很少,他们的语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畲族发生重大影响。正如斯大林分析语言的特征时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最明显的民族特点,即一个民族形成之后,由于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思维习惯、表达风格等特点,各民族语言具各自特征。它反映在民族生产、生活特点,保留和记录了本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也揭示了大量的本民族人民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还有对他民族文化的见解。整个民族所有成员都时刻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反抗力。少数中原来到此地的汉族人,只能是接受畲族的语言,用畲语同畲族人进行交流。他们学习了畲语。正如罗美珍说:畲族等土著民的语言也影响了客家先民的语言,例如:在词汇方面,客家话中表示女性长辈称谓的词尾“娓”等14个土俗字,在汉文词书中找不到这样的词;在语法方面客家话中的语序与普通话颠倒;这些现象可断定为受百越语影响所致。大量的的中原汉族来到畲区后,语言是相互影响。后来多数畲民迁居他地,余下的少数畲民,就慢慢地使用了客家方言。如今,闽西的畲族使用客家方言,就是如此。
  畲汉两个民族群体的语言互动、共生是从借词开始的。原来没有的事物的名称,各群体相互搬用;而一些各自有的词语,也因相互往来,逐渐先用畲、客先民同义词语。语言是思想的现实,而思想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首先是闽、粤、赣交界山区,自然条件完全不同于中原,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和植物是中原没有的,而畲族此时对这些动植物已有了自己的称呼;其次是畲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与中原也不同,中原汉族来到此地,随乡入俗,学习畲族人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语言上,汉族人只有借用畲语语词。近段本人网上“冲浪”,看到一篇关于客家方言特点的文章,文中特别点出代表客家方言的几个词:“逻”“嬲”“食”“鼻”。“逻:《辞海》释为:巡逻、巡察。客家话在使用上有所变化:(1)逻娘家,到娘家去探亲。(2)逻田:到田间去检查生产。(3)逻广州:到广州去旅游。嬲:从字形结构来看,两男夹一女,“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极为明显。但多数词书释为:戏弄、纠缠。客家话则解释为休息、休闲,停止劳动与生产。如山歌句:“坐下来,嬲下来,嬲到两人心花开”。食:《辞海》释为“吃”。客家话在使用上,具有自己的特色。谓一日三餐为食朝、食昼、食夜。客家话说食饭、食茶、食烟。鼻:《辞海》释为:“呼吸兼嗅觉的器官”,并作为“创始”之意。客家话则增加了两个意义:一为鼻一鼻、闻一闻,作动词使用。又作“鼻涕”之意。”其实这四个词正好是畲语。当然,中原的汉族人也带来了新的词语,这种新词,有的被畲族人接受下来,也有的进行着改造,变成畲语。畲族人这种改造能力是极强的,不但以前如此,直到现代还是如此。如“自行车”,浙江汉语方言是“踏脚车”,而畲语是“脚踏车”;“飞机”,汉语方言也是“飞机”,而畲语是“飞船”。这种词语非常形象生动,这是他们直观观察的结果。
  畲族与中原南下的客家先民在语言上互动、共生,通婚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畲汉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封建社会,实行民族歧视,民族隔阂很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同群体间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没有共同语言,语言交流少,互动也少。由于南下的客家先民,不可能是全家来到三省交界的山区,来到这个地方的,多数是青壮年,于是他们只好与畲族女子通婚。客家学的开拓者罗香林于1933年着的《客家研究导论》中指出:客家先民“不得不与畲民混血,通婚”;并提出:“客家先民与畲民通婚,血缘交融”。通婚,不但有了语言互动交流的埸所,而且按照畲族的族规,必须学会畲族的语言。这样就大大加速了两种语言的互动。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说“客家话在当地民间叫‘阿姆话’,‘阿姆’与普通话的‘母亲’同义,即客家话为母亲话……历史上散居于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少数原汉人跟当地古百越人等少数民族通婚,建立家庭,其语言、文化习俗自然跟随母亲的民族,此即客家话叫阿姆话之故”。这“母亲的民族”即畲族。陈晓红指出:“某些客家男人或频繁地外出经商,或攻读致仕当官等等,多长期在外,不过问家事,因此,家庭的农业生产劳动、生儿育女、养老扶幼以及一切家庭操持,多由妇女承担”。那么其子女当然是学说母亲民族的话。
  由于畲族在唐代还处于原始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低下而且简单,因此,语言、词汇自然较少。随着客家先民的进入,生产、生活的复杂化,语言也就丰富起来。畲汉语言的长期互动,就产生了一种既不是古畲族语,又不是古汉语的新语言。
  明、清之后,大量畲民迁到闽东北、浙南等地,畲语仍然面临改造的问题。这次改造是受各地汉语方言的改造。由于事物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概念新词的不断出现,畲语也不断地借词,不断地进行“汉化”。客家方言同样如此,与粤语等方言再共生,发展成为今天的客家话。
  总之,如周立芳先生所说:“不应把客家文化单纯地看作是中原文化的南移,而应是中原文化与畲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客家精神、客家语言、民间宗教信仰、民情风俗等等,便是在这一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作者:雷弯山、钟美英)海峡之声记者庄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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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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