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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的确立
来源:海峡之声  2012年09月07日 10:14    【字体:    】  【 关闭 】
 
 
  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民系之一。客家人遍布海内外,但其根在中原,无论是从血缘、文化以及习俗等,都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随着海内外客家人,持续不断地到中原寻根,确立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不但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一、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的开端
  1、西晋之前中原士民多有南迁,但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并未造成较大影响
  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元之时,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情况看,客家先民与客家人南迁,最有代表性者约有5次,但是在探讨西晋之前的中原士民南迁时,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如:李逢蕊在《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中,将汉武帝平定南越王割据政权后,平叛部队就地戍守边疆,成为客家人南迁的先行者。更有论者将赵佗受命戍守岭南,从而“客安家”,他所带领的秦朝戊卒,有相当部分成为客家先民。
  以上观点,将客家先民提早到秦汉之时,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原士民的南迁,是否都是客家先民,或者说是否都对客家人的形成产生影响。
  从文献记载看,中原居民南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是中
  华民族交融的历史。其最有影响的南迁有以下若干次:
  第一,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的融合与蚩尤的南迁。早在上古时代,形成了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以少昊、太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以南方诸族为代表的苗蛮集团,属于炎帝系统的蚩尤族战败后南徙,长期活动于荆蛮之地,后被南方少数民族奉为始祖。
  第二,夏朝是以中原为核心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夏朝的兴起与东南地区关系密切,因此在夏朝灭亡之时,便有了夏代最后一个王“桀奔南巢”的记载,夏桀与其族群向东南迁徙,这似乎也是中原人南迁的例证。
  第三,西周时期的南方诸侯国,如吴国的创始者太伯,也是由中原迁居东南地区,并使当地逐渐兴旺发达,而成为春秋霸主之一。楚国的先公为颛顼之裔,早期居地也在中原,以后则以江汉为中心,成为东周时的大国。在楚国的发达史中,不时地闪烁着中原人的身影。
  第四,秦始皇对岭南地区的大规模征伐,并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部分军士,后来成为以赵佗为代表的南越国的骨干,汉武帝平叛后,这部分人也与当地人逐渐融合。
  第五,两汉之际,中原地区遭受了大规模战乱,中原士民则南迁到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丹阳、吴郡、豫章等南方诸郡,因而使这里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汉魏之际,中原士民向荆州、东吴与巴蜀等地的迁移,这种情况不但见于《三国志》等文献,也在《三国演义》中有所表现。
  以上情况说明,自上古开始到西晋之前,中原族群向南方的迁徙,始终没有停止。虽然这种迁移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后来的客家民系的各种记忆中并没有明显的反映,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这种影响力显而是有限的,因此,在讨论“客家先民”这样的特定族群的早期历史时,不应无限制地予以扩展。
  2、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可以确定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的南迁活动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乱,也是对民族融合影响最大的事件。
  司马氏集团建立了以洛阳为都城的西晋王朝,但统一稳定的局面并不长久,公元291年,开始了“八王之乱”,司马氏集团内部开始了内乱与屠杀。至永嘉二年(308),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王,他的儿子刘矅后攻掠洛阳,“纵兵大掠,悉收宫中珍宝,矅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王朝,中原士民开始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南迁。
  1)从方志中可知,这次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如《福州通志》卷七五:“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史载,“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闽书》也载:“衣冠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廖、丘、何、胡是也。”另据《山川志》:“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入闽者八族。”《九国志》:“永嘉三年,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明闻者。”类似的记载,反复地征引在与福建相关的志书中,实际上开启了福建文化的源头,尽管在文献中,仅有“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并没有中原士人直接入住福建的记载,但在后来移居闽地的居民中,无疑将这次迁徙作为源头,也是客家先民与中原的最早的联系。
  2)从家谱中可知,这次南迁对南方居民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客系与非客系同一姓氏族谱的比对,不但发现了二者对中原祖地认知的一致性,也找到了相互转换的例证。《林氏族谱》:“晋代,林氏支孙随元帝南迁,初居江右,其中有为晋安郡王者,始居侯官,后迁莆田,为入闽之祖,传22世林显荣,字清香,居汀州清流县石壁村林家城。”在诸多的林氏族谱中,都将林禄作为入闽始祖,因此以林姓为代表的族谱,在反映中原士民南迁时,最具代表性。
  3)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得到了客家界的公认,也最具权威性。如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将客家先民与客家人的大规模南迁确定有5次,而西晋末年的中原士民则为客家先民“大迁移”的首次。崔灿先生认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批南迁,是晋怀帝永嘉五年(311)至西晋灭亡。”他刻意强调在南迁的士民中,以并州、司州与豫州的人数最多,“因为西晋的都城是洛阳,洛阳的皇室宗亲、达官贵人、文人学士、能工巧匠、驻京军队、僧尼道人有近二百万人,畿辅各县又人烟稠密。”徐金星先生也认为:“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给洛阳、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灾难,广大汉人难以生存下去,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这便是今日客地客家人的第一批先民。”林健先生在谈到客家先民南迁时,首列西晋末年的南迁,他说:“在晋代永嘉之乱后,出现了北方人南迁的大潮,近百万汉人为避兵乱,流入皖赣、江浙、闽粤,被称作‘侨人’、‘侨流’。……这些南迁移民就是河洛人和客家人的先民。”郑树钰、连传芳在谈到宁化客家人的渊源时,也认为“秦汉以后河南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发生在西晋末。”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界定客家先民南迁时,无论是“大批”或“大规模”的首次,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没有分歧的,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应该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的南迁。
  二、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尽管涉及地域广,波及族群大,但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只能是京城洛阳
  1、西晋末年中原士民南迁,涉及地域之广,为历史上所罕见
  关于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南迁,谭其骧先生作过专门的研究,他根据长江南北侨置的徐、兖、幽、冀、青、并、司诸州郡县,分析了这次南迁士民的主要来源地,集中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大中原地区。任崇岳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将来源于河南的士民的地域分布情况列表统计,可以看出中原士民遍布于各个郡县,也即遍布于今日的河南全省。
  而据有关专家统计,在接受移民的苏、皖、鄂诸省,江苏接受移民最多,而该地的河南籍移民,排在山东、河北之后;安徽接受的移民中,河南为主,河北、山东排其次;湖北接受的移民中,以山西、陕西、河南最多。而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当时流人南徙共分三个支流:“秦、雍等州的难民,多走向荆州南徙,沿汉水流域,逐渐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远者且入于今日广西的东部,是为南徙汉族的第一支派。……并、司、豫诸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是为南迁汉族第二支流。……青、徐诸州的流人,则多集中于今日江苏南部,旋复沿太湖流域,徙于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是为南徙汉族第三支派。”陈寅恪先生则对这一时期的流人成份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流向南方的士民,“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而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鲜能看到这个阶级中的人物。”也就是说,在南迁的士民中,分布的地域虽然十分广泛,但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西晋皇室以及洛阳的公卿贵族,他们实则可以称之为这次南迁者的代表,从地域上讲,洛阳无疑最具有代表性。
  2、西晋末年中原士民南迁,波及族群之众,为历史上所罕见
  关于这次南迁的人口数量,沈益民、童乘珠认为,“这股移民南下的浪潮此起彼伏,持续了一百七十多年,官方文献记载其总数人口当在90万人左右。”在这个庞大的族群中,河南人口当占较大比例,也涉及到诸多姓氏有关的名门大族。
  在有些家谱中,也明列他们来自于西晋末年的这次南迁。如温氏,五华《温氏族谱》载:其140世尚简,自洛阳移江西石城。赖氏,平和《赖氏族谱》载:在五胡乱华时,第八世评一郎由河南迁于江西南康。廖氏,《兴宁廖氏族谱》载:“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胡之扰,太元九年,复迁江南。”谢氏,《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载:“西晋祭酒公衡,又本于阳夏,永嘉不靖,来寓于始宁(今浙江上虞),至太傅安石,大元帅万、石,诚为江左望族。”郑氏,《莆田南湖郑氏谱》载:晋永嘉时,郑昭入闽任刺史,是为闽中郑氏开山祖。林氏,林氏诸多族谱多尊西晋末入闽的林禄为“入闽始祖”。总之,从客家的家谱中,可以找到较多的西晋末年中原士民南迁的痕迹,无论是人口之众,还是姓氏之多,西晋末年的这次南迁活动,在客家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无论南迁者的身份构成多么复杂,但号称“衣冠大族”,举族南迁,也只有当时的京城洛阳的皇室宗亲、达官贵族最具代表性。
  三、考古发现的汉魏洛阳故城,是确立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的关键性座标
  1、汉魏洛阳故城是全面反映西晋王朝风采的最直接的重要的物质遗存
  汉魏洛阳故城,系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国都遗址,位于今洛阳市东15公里处,城垣现存总周长达14345米,城内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其分布70%在今偃师市,20%在今孟津县,10%在今洛阳市洛龙区。
  汉魏洛阳故城考古的主要工作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在1954年,初步踏察了该城四周城垣,并对城门及重要建筑的位置进行了初步的推测。第二次是在1963~1964年,对故城的整体布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并绘制了实测图。第三次是在1984年,对汉晋时期城垣开挖了10余条探沟,基本搞清了城垣筑造的时代,对故城的沿革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汉魏洛阳故城大城即东汉、曹魏与西晋时期的洛阳城,平面呈长方形,南临洛河,经实测东墙残长3895米,西墙残长3895米,北墙长约3700米,南墙长度估计应在4260米左右。已探测出的城门,西垣有5座,自南而北分别为广阳门、西明门、西阳门(北魏名称)、阊阖门、承明门(北魏名称)。北垣有2座,自西向东分别为大夏门、广莫门。东垣有3座,自北而南分别为建春门、东阳门、清阳门。东汉时期,城内主要有北宫与南宫,加上其它宫庭衙司,官属建筑占去了全城的大部分面积,在城南还设置有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魏晋时,在城内的西北角设置“地势高亢、形如堡垒、背倚邙山、俯瞰城区”的金墉城。北魏时期洛阳城进行了较大的改造,仅在城内保留有宫城(东汉的北宫)并以宫城为轴线进行布局,宫城南为轴线主亍铜驼大街,城内布置有宫城、街道、官署、寺院、里坊,在大城之外又筑起了规模浩大的郭城,城内保留的佛教寺院即达1300余所。可以说,“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长安城。”
  2、汉魏洛阳故城的重要发现与洛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1)东南城门:东南城门为东垣南城门,为汉魏洛阳城居民向东及东南方向的主要进出城通道。关于城门的名称与沿革,一种说法是东汉称望京门(旄门)、魏晋称清明门、北魏称青阳门;另一种说法为东汉称秏门(望京门)、曹魏称清明门、西晋称清阳门、北魏称青阳门。也就是说,西晋时的称谓是延续了曹魏的清明门,还是新称“清阳门”之间的区别。该城虽然没有进行过正式发掘,但从东垣北门即魏晋与北魏建春门的情况可知,为一门三洞,门洞南北长30米、东西宽约12.5米(进深),城门两侧夯土城墙上有包砖,每个门洞均可并行三辆车,其中中门道为中央御道经行处。
  2)礼制建筑:位于洛阳大城城南,自西而东依次排列为灵台、明堂、辟雍,辟雍之北还有太学。灵台为东汉魏晋时期的国家天文台所在地,经发掘这是一个长方形院落,中心建筑为边长50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其上建造房屋与殿堂,并依方位而涂以色彩,台基正中则安置天文仪器。据文献记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曾两度主持灵台工作,并写下了著名的《三京赋》等名篇佳作。辟雍遗址,呈正方形,边长170米,四面各筑一门,中心保留有边长45米的夯土台基。解放前,这里曾出土有《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该碑通高3.22米,宽1.1米,为西晋咸宁四年(278)所立。明堂为“天子太庙”,为祭祀祖先、臣下朝觐的地方,遗址中心有一60余米见方、现存高2.5米的夯土台基。此外,其附近的太学遗址,则为南北长220余米,东西宽160余米的围墙院落,四面各有一门,围墙内有整齐排列的长方形房舍,经考古发掘,共发现石经残石661块,其中有字残石96块,有的可以相互粘结,其内容多为《礼仪》等儒学经典。
  3)金墉城:金墉城位于洛阳大城的西北角,为曹魏明帝所筑。“‘永嘉之乱’时称为‘洛阳垒’,是交战双方的必争之地”。但从考古发掘来看,金墉城是由自北而南的的甲、乙、丙三个小城所组成,彼此有门相通,总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总面积26万平方米。但其时代并不一致,其中甲、乙两城的建筑时代皆不早于北魏,而丙城的时代,可早于东周与东汉,且不晚于东汉晚期与曹魏初期,也就是说金墉城中仅有丙城与曹魏西晋时期的金墉城相等。
  4)太极殿:曹魏时期,“魏明帝在东汉南宫崇德殿的基础上建造太极殿,这是此后皇宫正殿称太极殿的开始”。但是由于南宫在西晋之后已无保存,北魏洛阳城时这里已成为内城的核心地区,其遗址已无从保留,因此其整体情况已无从得知。
  5)德阳殿:洛阳故城北魏宫殿,系东汉北宫故地,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共发现4个宫城城门,其中东面一门,西面二门,南面一门。宫城内殿址密集,已发现夯土台基二、三十处,主殿基址建在与南垣正门相对的轴线上,殿基东西长约110米、南北宽约60米,高出地面约4米。但从文献记载可知,“德阳殿为北宫的主殿,据说周容客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高耸入云,从四十里外就可以看见,足见其规模之雄伟。”
  6)永宁寺:位于北魏宫城南门外1公里处,寺院平面长方形,南北长约305米,东西宽约215米,周长1060米,东、南、西三面院墙保存较好,每面各一门,北墙破坏较为严重,南门以内正中有方形塔基1处,共分上下二层,下层基座东西广约101米,南北宽约98米,高出地面约5米,还发现有与佛教有关的泥塑300余件。据《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永宁寺为平面作方形的重楼建筑,佛图为九级四面,每面三户六窗,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因火毁于永熙三年(534),为北魏洛阳城上千座佛教寺院的典型与代表。
  3、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遗存应为清阳门或礼制建筑,这些遗存均在今偃师市境内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中,汉魏洛阳故城重要景观遗迹虽然数量较多,但也要进行客观分析,并从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以此进行精心设计,形成客家寻根的标志性建筑。
  1)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遗存,确定的主要依据,一是为西晋洛阳城的代表性建筑。由于洛阳城经历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各个时期的建设,尤其是北魏洛阳城,规制宏大,因此从考古发现看,这个时期的建筑遗存最具代表性,但由于新城建设的需要而对旧有遗存造成较多的破坏,使景观遗迹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所以北魏与西晋相关景观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从客家先民南迁的纪念性建筑而言,也要具有象征性,尤如洪洞大槐树一样,让人永远记怀。
  2)在我们所列举的重要遗存中,永宁寺塔虽然可称之为北魏洛阳城的典型佛寺建筑,但因其时代晚于西晋,因而从客家先民南迁的纪念性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作为王权的象征,宫城可以作为洛阳城的代表,但在中国古代皇宫最早将正殿称为太极殿的洛阳城的太极殿,其位置的确定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除有的专家提到的太极殿位于南宫之外,长期主持汉魏洛阳故城考古发掘的钱国祥先生在讨论曹魏宫城与北魏宫城的关系时,认为曹魏宫城“从文献中记载的许多宫殿、宫掖门、宫苑、水池等名称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看,与北魏宫城几乎完全相同。如正殿太极殿……等。而且有些北魏宫城建筑在文献中更加明确指出是曹魏文帝或明帝时所创建。许多迹象显示,曹魏洛阳宫似与北魏宫城的布局相同,也是在洛阳大城北中部修建。”他更认为,洛阳宫正殿太极殿是建于汉代北宫故地,至于“是在汉代北宫德阳殿还是崇德殿旧基上修建,二者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对于汉魏洛阳故城宫城的主体宫殿的位置,还处在讨论中,不但无法确定,也没有相应的考古发现作支撑,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显然是不太可能的。金墉城以“洛阳垒”而着称,不但为洛阳城的制高点,也有考古发现作支撑,作为洛阳城的象征是没有异议的。但因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仅丙城与西晋时期相同,也就是说,其规模仅有后来金墉城的三分之一,因而其象征性也大打折扣。
  3)以灵台、辟雍、明堂、太学等为代表的礼仪文化建筑,有考古发现的确切地点,并有“辟雍碑”与“汉代石经”为标志,尤其是又与张衡、蔡邕等历史名人有较深刻的联系,作为纪念性标志也有较多的理由。其中,明堂作为祭祀性建筑,有特殊性。太学,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也与客家人重教育的传统不谋而合。但从与城关系最为密切者应为城门,尽管在汉魏洛阳故城中经过发掘的城门仅有建春门,尤其是新发掘的北魏宫城阊阖门不仅结构复杂,而且还有规模巨大的左右双阙。但从客家先民多流向东南方向,且东垣南门,在东汉时又有“望京门”之称,因此该城门作为故都洛阳的象征性更强。
  4)除金墉城和宫城的一部分在孟津县平乐镇金村一带外,汉魏洛阳故城的大部分面积和主要考古发现在偃师市境内,如太学位于今佃庄乡东大郊的太学村及其附近。建春门则在韩旗屯村的东北,辟雍、辟雍碑与明堂均在佃庄乡岗上村东,灵台遗址在佃庄乡朱圪垱村,永宁寺塔基在蔡庄乡龙虎滩村西北,刑徒墓地在佃庄乡西大郊村东。西晋皇陵在偃师市区西北西起峻阳陵、东至枕头山一带。西晋当阳侯杜预之墓在城关乡后杜楼村北,东汉烧煤瓦窑遗址位于今翟镇乡西罗洼村西北,东南门在蔡庄乡龙虎滩村东等。以上情况表明,偃师与汉魏洛阳故城关系十分密切,且其重要发现主要位于偃师境内,作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设在偃师境内,最具有纪念意义。 (作者:张新斌) 海峡之声记者庄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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