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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登翰:闽南文化的五大特征
来源:海峡之声网  2013年09月13日 12:40    【字体:    】  【 关闭 】
 
 

  什么是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是文化发展中受地理、社会和人文等诸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独特色彩与个性的表征。它既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地域形态,也内化为一种潜隐的文化性格和社会心理。文化作为社会内在的构成因素和外化的存在形态,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渗透在文化之中,使其特征也呈现出多重色调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这里,我想从文化性格和社会心理方面,对闽南文化的特征作一点简略的分析。
  
  一、“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远儒”,远离儒家;“崇儒”,崇敬儒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辩证关系。这是闽南文化的边缘性特征所带来的。两宋以前的古代福建,相对于汉唐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鼎盛发展的中原地区,是未臻开化的蛮荒之地。
  
  从福建内部看,闽南的开发更后于闽北。包括闽南在内的福建社会这种迟缓发展的边缘状态,不仅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而且在文化区位上也远离中原的儒家教化。这种文化上的“远儒性”,使福建(尤其是闽南)文化较少或较晚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规范和制约,也比较充分地发育了古代闽越文化遗留的海洋人文精神,从而表现出更多非儒家正统和规范的叛逆精神和自由性格,也更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
  
  两宋以来福建社会的发展,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在尽其地利发挥海洋经济优势的同时,努力进行儒家文化建构。积数代的传衍至南宋朱熹的出现,把福建从“远儒”的蛮荒之地变成“崇儒”的理学之乡。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朱熹曾经说过泉州“满街都是圣人”,由此可见一斑。
  
  “远儒”的边缘性、非正统、非规范的叛逆性和异质性,形成了闽南文化性格自由的、开放的一面。而“崇儒”的文化守成,又把“远儒”的游离和叛逆规约在一定体制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使闽南文化原生成分的异质性内涵,包容在与中原一体的儒家文化之中。二者的对立、涵化,制约和反制约,互相激发,展示了闽南文化丰沛的活力。闽南文化特征色调丰富的复杂性格,几乎都可从这一文化辩证中找到它的某些根源。
  
  二、“安土重迁”与“走向大海”的精神涵化。闽南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南播入闽之后发生变异的一种地域形态。农耕文化十分重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是因为土地开发的长期性和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性,使人(耕种者)不敢轻易离开土地。中国封建社会便是在这种人地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血缘的家族制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它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
  
  然而,当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存需求时,人们便走上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道路。移民文化是—种“人在路上”的文化,它同时也形成了移民相对于定居民更习惯和适应的一种“动迁”的文化性格。
  
  从“安土重迁”到“人在路上”,是—次极大的文化变革,它意味着对固有人地关系和文化观念的解构。尽管移民的最初目标,是通过垦殖建立新的人地关系。就好像闽南移民到台湾,最初都是垦殖,建立人与土地的一种新的关系。
  
  最初进入闽南的中原移民也是如此,中原的农耕文化才能够经由移民的携带而成为闽南社会建构的基础。然而,闽南濒海的自然环境与早有承传的海洋人文,其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对困于土地的移民,尤其是逐渐适应了海洋环境的移民后裔,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于是一部分移民便再度打破这种新建的人地关系,毅然走向大海。
  
  从陆地到海洋,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海为田,发展近海养殖和捕捞,它基本上没有摆脱农业经营的范式;二是进行海上贸易,这就相对彻底地抛却了传统以农为本的土地经营,走上被农耕文化视为舍本逐末的商业化道路。闽南文化便在重新建立人地关系和再度打破这种人地关系的反复与流动中,涵化了大陆文化和海洋精神两种人文精神。在“安土重迁”与“走向大海”,重农抑商与弃农从商的互动与互补中,实现了对祖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
  
  闽南人在淡化了土地情结之后,远逸海外,经商贸易。“安土重迁”的对于祖根的物质性依赖,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远离故土的闽南人对敬祖认宗的精神性寄托。它既是对文化本根的中原故土和血脉衍派的追思溯源,还是对闽南开基祖及其本土文化的眷顾认同。
  
  尤其是离开土地远走他邦的海商,以及他们在海外的遗裔,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故园情结和念祖情怀。闽南堪称全国之冠的各种宗族活动,以祭祖认宗和修谱续世为核心,聚合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同族共姓,把对祖根与本土的双重文化认同,融而为一,便是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闽南人这么重视对家族的忠诚,到了海外要回来祭祖认宗、回来修族谱,把过去对土地传承的物质性依赖,变成对祖宗怀念的精神性寄托。闽南的宗族活动,就是根源于这样的文化背景。  
  
  三、拼搏开拓与冒险犯难的拓植性格。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除了政治原因的战争移民外,大多是以拓展生存空间为目的而从事土地垦殖的经济性移民。其移民类型是从国内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向开发迟缓的后进地区的迁徙。比起移出地,移入地的自然条件虽好但末臻开发的蛮荒状态,迫使在恶劣环境中从事拓垦的移民,必须具有加倍坚韧、勇毅的勤俭拼搏精神,才能立足。久而久之,环境改变丁,而世代相承的这一精神却更凝定。这是闽南文化性格中最值得肯定和弘扬的—而。
  
  但同时,未臻开化的环境,还意味着社会教化和规范的不足,它导致了本来就具有叛逆性格的闽南人,养成蔑视中心与权威而好逞一已之勇的行为习惯;尤其在行政力量难以充分到达的领域,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不靠官方(因为不可靠),而只好依赖民间力量的争勇斗胜,从而进—步养成了闽南人的强捍民风和造成社会的失范。闽南社会曾经械斗频繁,社会问题靠政府不能解决,就靠宗族团社。
  
  而规范不足的行政法规,也常留有疏忽和漏洞,可供逐利谋私者钻营。闽南社会环境的这些特殊性,使移民面对土地拓植的拼搏精神,在转向社会后则往往转化为冒险好斗,甚至不惜违法犯难。移民拓植性格的这正负两面,在社会现代化未臻成熟的进程中,迄今仍常常顽强地表露出来,成为我们今天分析闽南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
  
  四、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尊儒重教,是闽南文化的重要传统。儒学教化,广被各业,成为闽南的—种社会风气。朱子称泉州“满街都是圣人”,当然并非说泉州全城都是堪以称圣的儒学大师,而是广指儒学教化的广泛普及。
  
  闽南人的性格向以肝胆尚义、待人以信、慷慨乐施、好打不平为特征。这是由移民到定居的社会历练,和从远儒到尊儒的儒家君子之风与侠义精神的衍化。此风也延及向被农耕文化视为舍本逐末、无商不奸、无奸不富的商贸文化。然而与此有别,闽南商风也深受儒学教化的影响。
  
  闽南的商儒之道,以诚信为本,重道尊义;在商业经营中,务实求利,一洗所谓“君子言于义,小人言于利”的伪道学之分,而是寻求“以义化利”,在获取利润之后通过乐善好施、回报乡梓来使义利—致。这—传统延续至今,是闽南商儒文化的积极一面。
  
  五、文化守成与开放多元的兼容统一。闽南文化的濒海环境,使其处于与外来异质文化不断交会和碰撞之中。从宋元开始,迄及近代,这种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是外来商贾的携入,以宋元时期最为典型。彼时泉州已成为与亚历山大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世界各国商人的不断东来,并入住定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延留至今。以宗教为例,彼时泉州不仅有本土佛寺和道观,还有外来的伊斯兰清净寺、天主教堂、景教庵庙以及印度教寺,使小小泉州成为世界的宗教博物馆,迄今仍传为美谈;二是闽南人“过番”到南洋,不仅蹈海踏浪远播了中华文化,在回望故园的不断往来中,也带回了色彩缤纷的南洋文化;三是自明清以降,东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挟持其政治、军事、经济的强势,进行文化的强行输入。
  
  三者无论是用和平传播的方式还是以战争强制的手段,在导致闽南走向开放的过程,也促使闽南文化在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完整性的文化守成中走向兼容。尽管各呈特色的外来异质文化,无论是阿拉伯的、东南亚的、日本的还是西方的,曾长时期大举进入闽南,但都未曾动摇闽南社会的中华文化基础和主导,而只是将外来异质文化涵化在中华文化的闽南区域形态之中,成为闽南文化的一种特色。  
  
  (作者: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登翰,编辑:黄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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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黄普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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