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歪曲：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初心从未改变

祝捷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期，美国《外交家》杂志刊文称，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连贯也不一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台湾视作“独特民族”，曾表示支持台湾争取“独立”。美国《外交家》杂志所刊此文，可谓是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中国共产党，更不懂逻辑，肆意歪曲解读在中共党史文献中找到的片言只语，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谬误百出、荒唐可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初心从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然在一大党纲和六大之前历次代表大会、重要会议的章程、纲领中，均没有专门提及台湾。但是，

中国共产党对深陷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地区和台湾同胞极为关心和重视。1927年4月，日本水兵在汉口残杀中国民众数十人，酿成“四·三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会议，提出应对“四·三惨案”的三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刘少奇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首次直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不承认“马关条约”的基本态度。

1928年4月，按照共产国际安排，中国共产党指导了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代表彭荣(瞿秋白的化名，但存疑)参加。台共并不是一个基于国家和民族成立的独立共产党，而是共产国际基于台湾地区实际情况所做的特殊安排，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共产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台共主要负责人林木顺曾在上海大学学习，并一度加入中国国民党；主要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谢雪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曾在上海大学就读。谢雪红曾在上海读书期间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收回台湾”的口号，提醒国人“不忘台湾”。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有台共代表访问江西苏区。《朱德传》曾载1930年6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部从长汀北上的前夜，曾和一位台湾共产党的代表(《朱德传》未载姓名)一起参加群众欢送大会，表明当时台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

至于被“台独”分子和境外势力津津乐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四条出现“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一句，也和这些人所妄想的“独特民族”、“支持台独”没有任何关系。从法律解释角度来看，对文本的解读不能只看一个特定的文字片段，而且要看文本的整体。本文照录第四条出现“在中国的台湾”一句全文：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以及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如果仅从这句话来看，的确会使人产生台湾和高丽、安南一样，有别于汉满蒙回藏苗黎等没有争议的中国各民族。但是在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简称“二苏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二苏大提交的报告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表达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归属的看法，本文照录如下：

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在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历来都受着中国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

请注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四条出现的“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中的高丽和安南被归入到“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这里的“高丽”应当指朝鲜族，而非作为古朝鲜半岛国名的“高丽”，而“安南”应当指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而非作为越南古国名的“安南”。之所以出现民族名与国名混同的现象，一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在我国境内也有分布，直至今日，分布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和京族依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二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民族的名称并未规范化，缺乏统一的表达，不能用今天规范的民族名称去判断、推论当时的情形。由此类推，台湾和高丽、安南一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二苏大报告中均也没有国家的意涵。同时，二苏大报告的表达非常精准，在列举少数民族时没有“台湾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台湾同胞是和高丽人、安南人一样的少数民族。

二苏大报告还有一句关于台湾的表述，照录如下：

苏区的许多高丽台湾安南的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以及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与安南的代表，证明了苏维埃这一宣言的真实。

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可以发现，二苏大有来自台湾的代表，台湾同胞被作为“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台湾作为“外国”。因此，从整体观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关于“在中国的台湾”的规定，不仅不是把台湾视作一个“独特民族”的依据，反而是“不分种族”、“去独特性”的依据。而且这一条的目的，是把台湾同胞纳入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范围，不仅不是支持“台独”，反而是强调台湾同胞的中国属性和公民属性。“台独”分子和境外势力的所谓解读，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颠倒黑白，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加明确。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刚到达陕北，提出“立刻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要求对日绝交宣战、收复失地和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无效，其中“收复失地”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就包括收复台湾和废除“马关条约”的内容。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时收复所有失地，这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另外一名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提问时，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战时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的主张。1938年台湾著名人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来延安学习，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丘念台，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1940年，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同各党派人士联名向国民政府提议，号召支持台湾人民的斗争，收复中国失土台湾。中国共产党指导台湾人民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支持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斗争。台湾义勇队在队内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创办刊物《台湾先锋》，宣传台湾抗日及革命活动，是一支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重要抗日力量。1943年6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台湾，回到祖国来！》的社论，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主张，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示“只有加强团结，只有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获得彻底的胜利，才能将日寇驱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社论深情地呼吁：“别离了祖国将近50年的台湾，快踏着艰苦斗争的血路回来”，今天读来都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美国《外交家》的文章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特民族，中共领导人支持“台湾独立”。本文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3年再到今天，从来没有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特民族”，更不会支持所谓“台湾独立”。事实如此清楚，“台独”分子和境外势力又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编造“中共对台政策不连续、不一致”的谣言呢?本文认为，这就是“历史台独”的论证方法和“历史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试图用所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对台政策否定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以歪曲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进而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对台政策上是一以贯之的，是连续的、一致的，是不容分割的。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构成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一，解决台湾问题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成果。任何以中共党史文献中的片言只语进行强行解读，用以论证所谓“中共对台政策不连续、不一致”观点的行径，都是完全错误的，最终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