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围绕台当局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台行政机构提出复议遭否决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决定亲自出马，声请所谓“释宪”以及暂停施行。本文深入分析了赖清德声请“释宪”的深层原因和背后动机，供大家参考。

近日，台湾地区围绕立法机构改革衍生的政治攻防进入延时赛，6月21日，台立法机构院会以62票“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对51票“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否决行政机构针对改革相关法案所提的行政复议案，其中，作为本轮立法机构改革主导的在野阵营民意代表无一人跑票。

民进党则早有准备拉长战线，赖当局针对修法内容声请所谓“释宪”，同时声请所谓“宪法法庭”在“释宪”结果出炉前裁定“暂时处分”，也就是暂时冻结法律施行，阻挡立法机构改革法案上路。

民进党的算计在于，蔡英文时期所任命之所谓“许宗力法庭”立场亲绿，可有效阻遏改革法案上路，将相关议程至少拖延至今年7月民进党的全代会之时，为赖当局纾解压力，同时着手准备明年初针对部分国民党民意代表的罢免动议，谋取“釜底抽薪”。

赖当局显然将此场关系其是否提前“跛脚”的立法机构改革议题，作为所谓“政权保卫战”加以动员，为此不惜对抗台立法机构直接联系台湾选区选民(分区“立委”)与政党偏好(不分区“立委”)之多数民意，以40%的民意份额悍然对决60%的多数民意。

赖当局的所谓“释宪”动议，甚至不具备依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形式合法性。就程序瑕疵而言，台湾学者杨智杰指出其形式要件之两点谬误：第一，据所谓“增修条文”言，若复议不通过，行政机构负责人应即接受该决议，据此行政机构是不得以声请“释宪”的名义再次动员权力制衡，而赖当局明显与所谓法定之接受行为的内涵抵牾；第二，对于所谓“宪法法庭”声请判决，都要求必须具备严格的“行使职权”的前提，即“真的行使了职权”，在实践中产生争议因而才能援引声请，据此立法机构改革法案甚至尚未落地实施，谈何“已经行使职权而产生争议”。

此外根据法理常识，为维系社会秩序稳定，乃至“恶法亦法”，唯有实践后有流弊方能诉诸司法救济，而符合立法程序、依据民意多数、又尚未付诸实践之法，谈何“善恶”呢?

就实质合法性而言，应受所谓“释宪”审查的，应是这位就职讲话中公然背弃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且一力欲推翻此相关规定的赖清德本人。赖无能面对立法机构内的多数民意，将改革动议推向所谓“大法官”之自由心证，但或许作为蔡英文遗产的“大法官”唯有绿色意识形态自由，而会罔顾所必须之“理论与经验法则”。

赖清德在所谓“释宪”动议提出的当日，亦达致好感度低点。据TPOC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显示，从6月21日“蓝白委”联手否决复议案时，赖的好感度为0.35，一路暴跌到0.22的谷底；同时据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接近就职满月之际，赖的施政支持度跌破五成，可见台湾民意对此执拗偏激之人的不满。

而赖不顾民意多数，极力反对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改革之目的，也系于赖政权本身的存续考量上。从中短期看，赖当局想一力摆脱当下的“双少数执政困境”，以变现其冒进路线。所谓“双少数执政困境”，指赖当局得票率未超过五成、所在之民进党于立法机构为少数席位，此对赖本人激进施政的空间造致较大之限制，系台湾人民选择之结果，意在通过规约、制衡、杯葛来缓冲赖本人可能的冒进路线。

赖当局缺乏过半民意基础，赖之政党缺乏多数民意代表席位，在所谓执政合法性上已然为先天不足，本应敬畏多数民意，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然而赖的所谓“阁员人选”于选后见证的是赖所在之新潮流“南流”的政治佣酬与权力分赃，赖在立法机构多数民意前亦未想做好“少数执政”，而一力动员所掌握之权力资源全方位对抗立法机构新民意，显然为斗鸡式“政治强人”风格，而此或许正是台湾民众用选票选择定位其于“双少数执政”的原因之一。

从长期看，赖当局希望复刻民进党常用之所谓胜选方程式，“以斗争求分裂，以分裂图胜选”，为下一次的地区领导人选举谋求预热。通过撕裂台湾社会、斗争两岸关系、主打悲情意识来唤起相当部分民智未开、民情蒙昧群体之基本盘，以其情绪价值满足作为每一次选举的胜选依托，而后等待国际形势、对手分裂等所谓“天时、地利”来谋取胜选。

曾几何时，依托省籍议题、统“独”议题、“国家认同”议题等台湾内部社会的裂痕塑造，民进党斗倒了昔日台湾地区第一大党国民党；至于今日，又是以“爱台-卖台”“抗中－和中”的差异塑造来斗争中国大陆，一次次挑战中国大陆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争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之战略耐心与定力。斗争固然给民进党带来现实的选举利益，而这是以台湾社会的沉沦、撕裂，两岸人民的脱嵌、对抗为代价的。当赖当局终于打破两岸关系基本格局之一个中国框架时，彼时民进党之所谓选举利益或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仇恨、激进与短视，系民进党部分政客长久以来之心灵创伤，莫不如坐下倾听台湾地区多数民意之理性所思所想所虑，就以此次立法机构改革议程为始。

值得深思的是，攸关台湾地区的政治议程新闻，无不系于党派攻诘与选举攻防上，而台湾民众亦自得于此种娱乐化的政治场景中，于是失去了对于制度总体应有的反思力。一个政治制度，或一项政治议程，应作用于服务切实的治理问题，解决切实的民生问题，即使如孙中山先生言，政治者，亦管理众人之事。党派攻诘与选举攻防虽眼花缭乱，或许亦带来治理问题与民生问题的失焦，在娱乐化的政治场景中，应当认真而严肃的政府之治理与服务色彩从此褪去，最终留下政治人物来来去去之满地狼藉。(李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