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1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位”才3天就成立的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迎来“首秀”，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听证会开始，就呼吁立法者采取紧急行动将中美竞争定性为所谓的“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尽管在听证会过程中，有抗议者举着“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标语，还有人大喊，“这个委员会是关于加剧紧张的，而不是关于和平”。但不可否认的是“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来首次投票通过的议案，美国似乎只有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才能完成“两党合作”，而在日益保守化的美国，“反华”成为此届国会数不多的共识型“政治正确”。

聚焦到涉台议题，美国国会更是以空前活跃的姿态介入涉台政策。仅在今年2月28日，美共和党主导下的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十多项“挺台抗中”的“议案”，当中包括“2023年台湾冲突阻遏法”“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保护台湾法”以及“台湾保证落实法”。而更具指标性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涉台立法力度，据统计特朗普在第 115 届国会(2017 ～ 2018) 共发起 22 项涉台提案高居历史第二位，而年度通过涉台法案亦是仅此于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台北法案”与“台湾旅行法”为典型。美国国会极力通过涉台法案，不断掏空美国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意图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推动美台政治关系的“官方化”和军事关系的“同盟化”。涉台法案出台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拜登任内面对国会已经通过的诸多立法，转而诉诸拿来主义的做法，而不寻求推动立法的重点进程。

正如复旦大学信强教授所指出，由于美国的宪政体制外交决策权是由总统和国会两大权力机构分享的，两者均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影响，甚至左右美国外交决策的权力和职能，使得为美国外交决策增加了更多无法预知的变数。而总统和国会在外交权力分配上的不确定性和重叠性，导致美国外交决策领域形成了一种相当独特的“二元民主”权力架构，此种外交决策权的二元架构，在无形中倒造就了如北京大学李义虎教授所指出的“组合拳”与“蝴蝶效应”的涉台政治效果。

一方面拜登政府自乐于“配合”美国会涉台议案的挺台举措，诸多立法本来就垫高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增添了对付中国的筹码，可顺手牵羊地选择性利用；另一方面也坦然以“卸掉”美政府涉台举措的政治压力，以国会而非政府为责任角色，或玩弄忽明忽暗之法，或下手见微知著之处，从侧翼冲撞一个中国政策。国会作为宪法权力机构的权威性，使得其可以与拜登政府一道打出涉台“组合拳”，而其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合法性，使得拜登政府可以借此坦然分担与对冲涉台举措招致的中方压力，形成“蝴蝶效应”。

在涉台议题上国会在所谓挺台道路上的狂奔，与拜登政府紧随其后而亦步亦趋，造就了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之一的“一个中国政策”之濒临“掏空”，而美官方层面的“反华”进程也从“外杀型反华”演变为“内杀型反华”，这个概念借用自台湾黄年先生：所谓“外杀式反华”是指美官方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与围堵，希冀中断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而所谓“内杀式反华”，指涉此种“反华”举措已然成为美国内政府部门间藉由以撕裂党争的工具：美政府内部竞相掀起比谁“更反华”的政治正确竞赛，与之相应的则是“软弱卖国”，如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初衷之一即矛盾针对拜登民主党政府所谓“对华软弱”。毫无疑问，在“外杀型反华”与“内杀型反华”的朝野竞赛中，美国国会的角色是脱缰之马、众矢之的。

从学理角度观察美国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历史规律与原因逻辑，上海交通大学林冈教授总结了以下四点：一是宏观的外部形势视角，即国会在安全形势严峻时更可能配合总统，在安全形势缓和时则更可能挑战总统的外交权威，在后冷战时代，随着美国外围安全形势的缓和，中美战略合作的既有基础受到侵蚀，国会倾向于挑战总统的“一个中国”政策，增加涉台提案；二是中观层面的行政—立法关系视角，即在一致政府时期，总统的对华和涉台政策较少受到国会的干预，在弱分立和强分立状况下，则较多地受到国会的牵制，而在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各执一院的情况下，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的涉台激进不难想象；三是亲台议员的具体行为和台湾的政治游说活动，主张柔性“台独”路线之蔡英文当局的对美游说无疑增添了美涉台议程的“润滑剂”；最后则是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的限制，美方强调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竞争”，打“台湾牌”必然是其在战略上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和手段，这是美方的朝野共识。

美方朝野并进、咄咄逼人，然而如李义虎教授所指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其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之间的严重失调。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形的出现 ：一是此时最容易做出战略误判，一旦如此，必然在行动上行鲁莽之事，在结果上铸成大错；二是力有不逮造成进退失据，行动变拙。实际上，从长程的观点看，由于国力的相对衰退，加之长期以来打仗太多、战线太长、消耗过大，美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积蓄的战略能力处于退化状态，想干事却力不从心，很难保证完整实现本来的战略意图。美国国会的涉台进程上的一路狂奔，以至于从“外杀型反华”演变为“内杀型反华”，已然限缩了拜登政府的理性操作空间，这也许便是特朗普疯狂之后的拜登困境。(李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