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生存问题有一条主线，即两岸关系问题，在选举中往往成为焦点。相对于纷繁复杂、家长里短的内政治理议题，“统一与被统一”、“战争与和平”的两岸关系议题，显然更加能够调动人们敏感的神经。越是极端的选举议题，越是煽动起对立情绪，基本盘选民越容易归队，投票率越高。因此，民进党诉诸简单的对抗手段，不具技巧性而沾染狂热激情，适宜选票层面的情感动员，但易将两岸关系推入万劫不复、兵凶战危；因此技巧的模糊性所指涉的理性因素与其简单性所牵系的感性因素呈现反差，前者有利于问题妥善解决但不为人的感性所偏好，后者则易诉诸感性认同但可能使得问题恶化乃至激化。

关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聚焦到两岸关系问题这条线，在战略三角结构中，台湾的可选项为历史上的两选项之“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与“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两种，会可能性上的“中美两强之枢纽”。理论演绎下，审视枢纽、避险伙伴与侧翼三种抉择，一般而言主体所选择的考量利益也是三点：自主、安全与影响；一来，往往选择侧翼是着眼于平衡安全与影响，以丧失自主的方式获得侧翼强者之下的安全，且依托强者的权势获得影响力；二来，往往选择避险伙伴是着眼于平衡自主与安全，在安全上依赖于其中一方而又不放弃接触另一方的可能以获得自身的自主性，避免自身被一方因为依赖过度而遭“边缘化”乃至“棋子化”；三来，往往选择枢纽则是能够考量到兼顾自主与影响，一方面在等距交往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左右逢源、双方亲和与需要下获得自身影响的最大化，而其局限则在于手段上的微妙与平衡感之把控，极具技巧度而具脆弱性。

将理论演绎运用到中美台之战略三角中，则现实条件使得理论状态出现变种：中美之间于台海区域相对均势的权力分配，与中国大陆对于统一坚定的决心，使得台湾一来如选择“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不一定带来安全与影响的兼得，安全可能终失之于两岸战端，而所谓影响力获得业已被民进党当局任内不断减少之所谓“邦交国”证伪；二来如选择“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虽然摆脱了因过度依赖造致的主体性丧失而在平衡中获得了自主，但其避险成功需要真正兼顾到大陆方面的核心诉求即统一议题，不能回应统一议题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始终难以有坚定的基石，台湾的安全始终难以有根本的保障。

而中美之间已成对峙的博弈态势，由此审视台湾所可能的三个角色选择，由“对美方之侧翼角色”到“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再到“中美两强之枢纽”三种角色上，其操作的复杂度是递增的，避险伙伴长期化需要回应中国大陆之统一议题，而枢纽的取得亦取决于中美关系大环境；而与之相应的受益亦是递增的，其中侧翼的理论受益即所谓安全与影响的获得，更是不具备现实约束所决定的变现可能，反而可能是两者的“全输”；考察选项所具备的思维成分，则与之相应的是感性成分的递减与理性成分的递增，这也即是民进党选择侧翼角色能获得民粹基本盘感性认同的原因所在。

关于生存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效用评估，即审视选择的结果是如马英九所言之“战争与和平”的对决，还是似赖清德所言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经过上述的分析则愈发清晰了。2024台湾选举的选择，无非是“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与“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两种现实性选项，而“对美方之侧翼角色”在中美两强对峙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其理论上之受益即所谓安全与影响的获得，不具备现实约束所决定的变现可能，反而可能是两者的“全输”，不但存在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

而对于赖清德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大言所谓“香港化”，一来其有意扭曲了两岸统一前景的目标状态，也扭曲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本然面貌；二来则，台湾的统一进程逻辑上于战略三角之角色演进上，是遵循“对美方之侧翼－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枢纽－兼顾美国的避险伙伴－对大陆之侧翼”的角色提升演化的，台湾对统一议程的深度参与逻辑上只存在于后三种角色身份中，此次2024之选择则无涉于这几种角色可能，因而赖清德所言既不合现实也切于逻辑。

由主体的不同，衍生出对待同一生存问题的应对方法不同，乃至由于方法不同导致的效用差异，攸关台湾的存亡所系。而本其所宗系于主体的不同，或者进一步言，即主体之心的殊异：持不同心的主体对待同一问题自然有不同的立场，则基于价值立场上于问题的定位理解与理性方案自然殊途。民进党人士罔顾台湾的利益所在，不断诉诸铤而走险，以台湾存亡为民进党的政党立场买单，说到底是民进党人士的立场本身，或者说“心”坏掉了，即不具备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两岸问题。世界观的谬误使得民进党的立场由此偏差，以此“异化之心”由原教旨主义加以“不断纯化”以至激进，乃至民进党执政当局亦不能制，譬如“独派人士”近日于民进党党部控诉责骂赖清德忘却“台独党纲”，是为所谓“背弃理想”。

任何历史观都构成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提供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目标是何”之答案，这些话语基于民族的共同记忆而形成集体的可信故事，而任何“叙事”都包含“叙事者”的视角，从记忆中择取重心、组成结构、形塑规范，一定程度是“自传”性质的。而民进党人士的“叙事”，自绝于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主线，形塑了另类的“自传”，其通过精心设计，选择性地利用、放大，淡化、抹去台湾历史进程中历史事件，前者如“二二八事件”，后者如“台湾抗日谱系”；所形成之意义错乱根深蒂固，难以得与两岸中国人的“叙事主流”相容，只可惜部分台湾民众为此种错乱的“叙事”绑架，不得认其祖，不得敬其宗，不得自认其文化，不得亲近其血脉，乃至于同文同种间同室操戈。 (李林杰)